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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视角下的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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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视角下的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保护

分类:
社科研究
作者:
黄 晓
来源:
2009/01/04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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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今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朝阳产业,越来越被重视,成为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丰富多样,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只有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在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态势之下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产业化视角下的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资源  1.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界定  “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其指代内容和规定范围目前还没有统一

    “当今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朝阳产业,越来越被重视,成为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丰富多样,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只有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在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态势之下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产业化视角下的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资源
  1.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界定
  “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其指代内容和规定范围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我国的文化实践中,“民族民间文化”是长期以来使用的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在内容上,它包括民族民间流传的诗歌、音乐、舞蹈、戏曲、绘画、说唱、谣谚、剪纸、皮影、刺绣、编织、印染、服饰、首饰、雕刻、工具、器具、建筑、标识以及特定的文化区域或场所等等。在形态上,它除了有形的主要部分外,还包括无形的部分,即那些依附个人、群体存在的非物质形态化的部分,如口传文学及语言、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技能、传统民俗节庆、传统知识、特定的文化场所或空间等。2003年贵州省实施的(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第二条明确指出,民族民间文化包括九部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间文学、戏剧、曲艺、诗歌、音乐、舞蹈、绘画、工艺美术等;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及其所掌握的传统工艺制作技术和技艺;集中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习俗和历史发展的民居、服饰、器具、用具等;具有民族民间文化特色的代表性建筑物、设施、标识以及在节日和庆典活动中使用的特定自然场所;保存比较完整的民族民间文化生态区域;具有学术、史料、艺术价值的手稿、经卷、典籍、文献、契约、谱牒、碑碣、楹联等;具有民族民间代表性的传统节日、庆典活动、民族体育和民间游艺活动以及具有研究价值的民俗活动;民族民间文化的其他表现形式。由此,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部分,构成了民族民间文化的完整范畴。贵州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中的“民族”在本文中特指各少数民族,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主要指保留至今的贵州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2.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特殊性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全省共有49个少数民族,世居少数民族共有17个。其中人口超过10万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等。贵州由于受不沿海、不沿边地理条件的限制,显得相对封闭,虽然现代经济落后于中东部地区,但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却得到较好的保存和延续。民族节日、民族艺术、民族宗教、民族习俗、民族饮食、民族传统体育等,构成了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其中各个民族表现出来的原生态文化,是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中最为宝贵的部分。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民族民间文化的群体权属特征。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是某个民族或某个地区的社会群体创造出来、由某个社会群体或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经过世世代代的演变而形成的,体现出一个群体的风格、智慧、感情、艺术造诣和生活价值观等。它最终形成的成果是属于一个群体的,而不是属于任何特定的个体的。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不确定性。民族民间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部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资源,可以通过注册商标或国家拥有产权等办法进行保护;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部分,由于它是一种技艺或能力,多为口头流传、无文字记载,在历史长河中有可能传承、发展、变异或消失,不确定成分较大,具有动态特征,因而保护难度较大,要想将它与社会之间构成社会契约关系,有操作上的难度。

  第三,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脆弱性。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由于许多是遗产资源,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群体的智慧结晶,而非个人、短期就能产生的,因此,在保护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旦被破坏,就难以恢复。如果物质文化资源遭到破坏,将不会再生,即使仿造得如何逼真,也失去了文化的真实;如果非物质文化资源遭遇破坏,将会影响到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态度。

  第四,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时间上的模糊性。民族民间文化的创作过程漫长,具有世代相传、不断发展的特性,每一历史单元都是文化的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此很难认定它的保护期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第五,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可重复利用特征。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并非所有的文化资源都能进行产业转化;同时作为文化产业所利用的文化资源,也并非是用一点就少一点,在产业发展最注重创新的前提下,文化资源具有反复利用的特点,利用后的最终产品才是唯一的。

  以上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对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将起指导作用,同时,文化资源的知识产权也只有在尊重其特殊性的前提下产生,才会具有更强的法律效应,也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保护和文化开发。

  二、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产业发展
  1.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与文化旅游业
  按目前文化产业的分类,文化旅游业属于文化产业的外围层。贵州在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发展方面,文化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其他类别相比,成绩较为显著。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贵州就开始发展旅游业。在"八五”规划中,省委、省政府提出将旅游业培育为支柱产业,全省以自然风光为重点的旅游景区建设逐渐增多。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人群的需求已不再只简单地满足于对自然山水的欣赏,而对自然山水中蕴涵的民族文化更为感兴趣。1991年,贵州省又提出了“以旅游促进对外开放和脱贫致富”的旅游业发展指导思想,逐步推进乡村旅游,以苗、侗、布依、水、彝、土家、仡佬等浓郁古朴的民族文化为载体,形成了民族村寨游、民俗寻踪游、民族节庆游、古镇寨游、农业观光游、城郊农家乐、徒步探险游等形式多样的乡村旅游。据统计,目前贵州省已有132个民族村寨成为特色乡村旅游村寨。2002年,贵州省政府又出台了《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为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贵州省的支柱产业,提出逐步将贵州建设成为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旅游大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被世人认知和认同,旅游业中游“文化”的成分已成为主导。

  贵州省在20多年的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但从全省各地发展情况看,目前依然延续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发展思路,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深,追求着文化开发的短期经济效益,忽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特征,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首先,一些千年民族村寨,由于旅游开放,导致流传百年的民族服饰、首饰、工艺品等被外来游客和商家买走,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过快;其次,贵州少数民族许多原生态的歌舞、戏曲,有许多只允许出现在特定的节日或场合,但为了让游人领略民族风情,也就打破了传统的要求和限制,完全用“演”的方式展示民族文化,久而久之这种程式化的表演不仅难以表现民族文化的精髓,也使得民族文化被庸俗化和商品化了;再次,文化资源开发缺乏可持续性。目前贵州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多以经济为导向进行文化旅游开发,忽略了生态文化发展的规律,导致文化旅游业难于持续发展。

  2.从知识产权角度分析文化旅游业的负面效应
  第一,资源与资本的不对称导致的问题。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尽管丰富多样、储备深厚,要想将其转化为文化产品或形成文化产业,还需要外部条件的孵化。市场、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是构成文化资源产业转化的核心要素,对其进行合理的匹配,才能形成产业效益。贵州目前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薄弱,资本市场很不成熟,难于与国外资本、省外资本竞争,因此,一旦文化市场向外敞开,就有可能形成强势资本对贫困地区富裕资源的“掠夺”,资源的拥有者却享受不到资源效益。
美国是一个文化资源缺乏的国家,却能以全球资源为自己的资源,欧洲以及世界各国文化均可成为其资源储备地。我国民间故事《花木兰》经过他们的演绎,创造了不菲的票房收入;我省民间大量的民族服饰和工艺被外国人买走,导致要看民族文化就要到国外去的悲哀结果。这其中的关键要素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等资本,当这些要素与文化基础资源相结合形成文化产品时,又能被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构成新的文化资源,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文化资源的原始拥有者也只能有偿消费,因此,采取资源源头上的知识产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世界文化发展报告)曾指出:由于后发国家缺乏对本国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依赖于国际资本实现其文化遗产数字化,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格局中再一次成为文化资源的廉价出口国和文化产品的高价进口国。贵州的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末尾,不仅在国际格局之下,而且在全国格局之下也可能成为文化资源的廉价出口省。贵州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容易出现两种极端,要么限制开发,要么简单放开。前者将会导致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自生自灭,既无创新又无发展,也难以实现文化经济的飞跃;后者只注重短期效益,却破坏了文化生态环境,民族民间文化难于继承和持续发展。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要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才能真正实现,如果在开发之始,将文化资源认定为资本,其拥有群体有资本的占有权,文化资源才不至于在资本和资源的不对称现状面前丧失价值。

  第二,资源产权不明确和产权集中出现的问题。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由于是群体智慧的结晶,使得现有以私权为主的知识产权理论和制度难以满足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保护需求。资源产权的不明确,容易导致文化资源被任意使用,也极易出现文化的变异和资源的流失。这方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上体现得较为突出。丽江宣科纳西古乐纠纷案、贵州芦笙权属案都反映了资源产权不明确的问题。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最终目的是要让资源的拥有者受益。谁受益、如何受益,这是很难评估的。可以采取基金的形式,基金公众所有,所有获益也将归为公有,然后再重新分配。黔东南郎德古寨的民间管理条例,是这方面较为成功的探索。

  第三,对民族民间文化内涵的误读出现的问题。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化,在长期的传承发展活动中,利用其中的符号进行着特殊的表达,反映出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有着自身的文化内涵。要想读出民族文化的本质,需要对民族历史文化进行深入调查,在民族自身的文化体系之下进行解读。贵州旅游开发中出现的许多有悖民族文化本质的事例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如贵州黔西南贞丰县纳孔布依族民俗村,完全是一个为乡村旅游而“建造”的伪民俗村寨,后演绎出的徽式居民,很难让游客体验贵州布依族的建筑文化(据笔者2005年8月的调查)。作为一个景点,可以这样作为,但用民族文化来提升景点的价值,却会适得其反,也是对民族的不尊重。 第四,城市化和全球化造成民族文化的失语。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它不是静止不动,而是在开放的环境下、在同异质文化的融合和碰撞中得到发展的。有的将会消亡,有的会产生变化并以另外的形式出现,也有的会融进异质文化。由于全球化、城市化带来的经济、意识、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影响,使民族民间文化生存的社会土壤也受到一定的改变,尤其是城市化带来的多种形式的人口流动,导致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出现生存危机,对流动着的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也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三.产业化过程中的文化资源保护
  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产业开发的过程中,要想实现开发和保护的双赢,必须尊重其特殊性,审视过去开发利用中出现的问题,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保护的有力手段。

  文化产业实质上就是文化资源市场化的过程,因此要遵循产业发展的规律,用市场的杠杆来衡量和调节供求关系。当某种成果或产品成为消费者的需求时,就能带来较大的利益,也就会有类似的产品面世,甚至发生侵权行为。文化资源由于其脆弱性、权属公有性等特点,更容易遭到侵权,也就更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利用知识产权进行文化资源保护时,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才能算“知识”。人们今天对知识的认识主要还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事实上有许多现存的传统文化对环境生态和文化生态都是有用的,由于我们认识的有限性,才难于意识到这些也是“知识”。民族民间文化中的传统知识还有许多不被我们所认识,长期以来被拒绝在知识产权的大门之外。其次,要明确“谁拥有”这些知识,谁将成为这些文化资源的合法拥有者。第三,“谁在使用”这些知识,这将会出现多种情况,或是这些知识的拥有者,或是文化产业开发的运营者,或纯属个人兴趣爱好者等。第四,“谁获利”的问题,如果是这些知识权属人以外的他人,利用其知识而获利,又将如何对其进行规范。如此看来,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利用这些资源进行产业化运作过程中,不仅要对产业的终极产品进行保护,还要在形成产品的整个过程、各个环节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才能解决资源的拥有者和权属者获益的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能起到规范文化市场竞争、维护正常文化市场秩序的作用。许多的文化知识产品在占有更多市场份额上,采取的往往是品牌发展战略,它不同于只能依靠核心技术才能进行的产业,更多的是依靠产品的文化价值实现产品的利润价值,对于文化商品贸易,知识产权将是占有市场份额的重要利器。文化产业追求稀缺性和独创性的特质,使同样稀缺和独有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彰显珍贵,这一产业转化过程中,做足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将更多地体现出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市场价值,也才能做到对文化遗产的真正保护。

  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需要采取不同的手段。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以利用现有、的法律,多视角地寻求保护的合法性,如广西对名胜古迹的商标注册,为了保护桂林旅游文化资源品牌,防止被他人抢注,从2003年起,桂林市掀起了历史文化和旅游景点商标注册知识产权保护热潮,桂林著名的“象鼻山”、“骆驼山”、“芦笛岩”等多处名山景点全部申请了商标注册。这样一来,凡是要使用这些知名景点作为商标或宣传的,都需要获得授权。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需要采取多级保护措施,在完善的保护机制下进行。如国家层面、政府执行层面、社区层面等,在不同的层面范围里,都有自我的拥有权和使用权,做到责权利分明,涉及到哪部分的利益,哪一层都有知情权和表决权。尤其是社区层面,由于他们生活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土壤里,日常生活中都在使用,已经习惯了,并不觉得这一资源的稀缺和脆弱,因而也就缺乏自觉的保护意识,即使外来人的无偿使用也不表示反对,甚至会以为这是文化的认同。所以,要想在源头就形成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还需要强化资源的法律保护意识,让资源的拥有者真正懂得文化资源的价值,有了知情权,才会自觉保护文化资源。

  知识产权保护是民族文化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证。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并非是用一点就会少一点,文化产业依托的是创意和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文化资源将获得进一步的彰显和发扬,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成为创新和发扬的奠基石。如果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文化资源不能成其为“源”,难于维系永久的生命。“保护”和“发展”不是对立的两方面,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创新,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寻求知识产权的保护,既能将民族民间优秀的文化资源公诸于世,又能真正从法律的角度获得保护,让文化资源得以可持续发展,使文化资源能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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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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