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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贵州红色旅游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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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贵州红色旅游的思考

分类:
社科研究
作者:
熊宗仁
来源:
2009/01/04 01:31
浏览量
【摘要】:
在全党广泛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特定背景下,在(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指导和推动下,一项由政府主导的中国红色旅游正方兴未艾,持续升温。因其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故而各地党委和政府格外关注和鼎力支持,无论是规划、投入、宣传都超出了对一般旅游种类的重视。但对这种红色旅游热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使其符合旅游业自身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发展贵州红色旅游乃至使全国的红色旅游能够实现

在全党广泛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特定背景下,在(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指导和推动下,一项由政府主导的中国红色旅游正方兴未艾,持续升温。因其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故而各地党委和政府格外关注和鼎力支持,无论是规划、投入、宣传都超出了对一般旅游种类的重视。但对这种红色旅游热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使其符合旅游业自身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发展贵州红色旅游乃至使全国的红色旅游能够实现可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所必需。因此,本文以一孔之见,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对贵州发展红色旅游建一家之言。

  一、贵州发展红色旅游的战略选择

  红色旅游是多年来已经形成并随着现实需求和政府倡导、组织而日益突出的历史文化旅游中的一个独特主题活动。它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旅游活动。红色旅游的核心是革命历史的再现,革命精神的体验,革命史事的揭秘与现代诠释。它虽然有鲜明的政治色彩、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但如果将其等同于革命理论宣传、革命传统教育、革命历史教学、政治活动甚至变相的政治运动,有悖于旅游业的一般规律,对游客也缺乏普遍而持久的吸引力,甚或由于操作失当可能使游客产生逆反心理,最终不能达成发展红色旅游的目的。

  贵州的红色旅游可以说起步早,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如遵义会议会址、息烽集中营旧址等,已经初步具备红色旅游经典产品的属性。但是,如果要使它们的价值不会因当前政治活动的时效或政治氛围的冷暖而波动,而是随着国内国际旅游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国内外游客不断增长的历史文化品位而提升,还有许多资源需要我们去发掘,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以“遵义会议”会址而言,它实际上是包括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住处以及红军山革命纪念地在内的大型革命纪念物、标志物的集群式的旅游产品。它以造成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而彪炳史册,从而为世人所瞩目,也为旅游者所向往。即便是这样一个在国内处于龙头位置的红色旅游产国际与中央之间以及中共内部各种矛盾斗争更真实、更详细地加以反映呢?为什么不能把息烽集中营是国民党“军统”的大学,而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只是中学和小学的原因加以更深层次的揭示?为什么不能把息烽集中营与20世纪法西斯在世界各地的集中营加以比较研究,并联系21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所设立的俘虏营、美英联军在伊拉克的虐俘事件等联系起来,使息烽集中营能进人国际法西斯集中营研究的视野,并与世界接轨呢?凡此种种,均值得我们在选择发展红色旅游战略时认真思考。

  创新战略的形成,必须以旅游是一个全球化的产业作为出发点。红色旅游是历史文化旅游中的一个主题性旅游,它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与发展。红色文化资源必须与其他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整合,才能打造国家红色旅游规划所要求的复合型的红色旅游产品。红色旅游必须首先依靠政府主导,依靠政治启动,实行社会效益优先原则,但最终必须以市场为主导,进行资本化营运而非政治化运作,才能形成一个特殊的旅游产业,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如果把红色旅游当作红色活动来思考和操作,绝不可能产生创新战略并付诸实施。

  二、发展红色旅游的要素

  谈到旅游业,通常都认为它是由“行、游、住、食、娱、购”六要素构成的。其实,这六要素主要是针对旅游产品而言,并不是构成旅游业的全部要素。红色旅游既然是以红色的载体、红色的内涵去实现红色的目的的主题性旅游,其个性在于它的旅游链中突出的“红色”,而其共性却是在一切旅游中都会起主导作用的普遍规律。因此,研究红色旅游的要素,就是在分析认识一般旅游要素时突出其“红色”的特点。

  当今的旅游业是由三个基本要素所组成,依其重要性和内在的逻辑关系排列如下:一是旅游的客源市场;二是旅游资源和产品;三是旅游媒体。

  旅游客源市场的大小和需求,是决定旅游资源开发多少、开发程度和旅游产品设计打造规模、品位、价值的依据,是旅游规划及其实施的基础。不顾市场需求,必然导致盲目开发,造成资源、产品的闲置、贱买甚至浪费。没有客源的旅游业是没有生命力的。红色旅游的客源市场主要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政治活动参加者、追寻历史足迹的怀旧者、年轻的历史体验者,国内外想解读中国革命历史之秘的旅游者。其政治思想性胜于观赏愉悦性。它的团队旅游多于散客旅游,而且客源随革命节庆活动和政治思想教育活动的来去落差较大。其旅游客源有特殊的群体性,这与一般山水观光、休闲渡假旅游的客源是不一致的。

  旅游资源和产品是旅游业提供给旅游者消费和享受的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行、游、住、食、娱、购的设施,是旅游业实现其价值目标的载体。旅游资源不等于旅游产品,丰富而组合良好的旅游资源只是提供了旅游业发展的物质或非物质基础,并不标志旅游业发展的水平。优良的旅游产品是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的结果,只有它被旅游客源市场广泛认可,并被旅游者竞相购买和消费时,才能促成旅游业的发展。贵州有丰富而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也不乏如黄果树大瀑布这样的国际知名的旅游产品,但贵州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及其产值,与其拥有的丰厚资源是极不相称的,我们的资源优势长期不能转化为产品优势和经济优势,值得我们认真地全面进行反思。在发展红色旅游时,我们不能沉溺于拥有的红色旅游资源的优势之中,要进行深入的市场分析与客源调研,不能像完成政治任务似地去进行红色旅游规划和资源罗列及产品开发。制约贵州旅游业发展的观念、机制和体制等因素,同样会在发展红色旅游时产生制约作用。如果再加上决策者、组织实施者非合理的政治追求以及非正确的政绩观,制约和影n向贵州旅游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在红色旅游中会更加突出。

  旅游媒体是连接旅游客源市场和旅游资源、产品的桥梁、纽带,是旅游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通常是指旅游宣传推介、导游讲解等。它在旅游业三大基本要素中虽然处于服务和从属的地位,但它又是能动的,是旅游业中不可或缺的,有时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信息时代,媒体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地区拥有良性循环、发展充分和具有超前性的旅游业必然有一个强大的、覆盖面广的、高水平的不断创新的旅游媒体作支撑。多年来,贵州在旅游媒体上投入的资金逐年增加,效果也明显增强。但如果我们不是把自己纵向发展的轨迹当作参照系,而是把周边的云南、广西、四川、湖南当作参照系,就不难发现我们旅游媒体的力度、频度、形式大不如人。特别是我们旅游宣传的形象定位一直游移不定,从产品到媒体都缺乏厚重的文化含量和科技含量。撒胡椒面似的旅游投入与景区宣传推介,使黄果树瀑布这样的经典龙头产品也难以留住大量游客吃住消费,门票收人成了它的主要创收渠道。举办各种大型旅游节会,就旅游业自身来说,是赔钱还是赚钱,谁也难说清楚。

  红色旅游有它的特殊性,必须认真探索其规律,不能全盘照搬其他类型旅游的模式。全省遍地开花式地打造红色旅游产品和进行红色旅游宜传,在目前阶段未必就是上策,集中包装打造已有基础、可进入度好、能与别的旅游项目和产品整合匹配,并且能突出“历史转折,出奇制胜”这一主题形象,是目前应着力打造和宣传的重点。在发展贵州红色旅游时,无论规划、方案的制定,都应以定性定量的深入调研为基础,特别是对客源市场的定性定量分析。

 三、打造综合型、复合性旅游产品——发展贵州红色旅游的必然选择

  “整合相关旅游资源,把发展红色旅游与发展生态旅游、民族文化旅游、工农业旅游等密切结合,形成综合型、复合性的旅游产品,增强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这是《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所强调的,也是红色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一切可供红色旅游的有形与无形的东西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任何旅游者都会希望一次出游就能获得多方位的文化体验与多层次的旅游收获。

  贵州不能老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路,而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想问题、办事情。中央和国家的政策,大抵是以全国大多数省份的一般情况而制定,对于贵州这样处于发展梯次靠后的省份,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更应该因地制宜,才会有更多的创新空间。就红色旅游而言,我们受着贵州旅游大环境的限制,虽有以遵义会议为经典、以长征文化为背景的红色旅游资源,但较之别的许多省份,总体上仍处于弱势。在红色旅游中,不应单纯以资源为导向,而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仅仅是为了应对中宣部和国家旅游局下达的政治任务,而是要把红色旅游当作培育贵州旅游支柱产业的一项工作,当作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系统工程的一个小系统来做。

  “红花要有绿叶配”、“万绿丛中一点红”,这是自然界也是现实生活中充满哲理的事物间优势互补的辩证关系。我们在发展红色旅游时应善加运用。一切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一切事物都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之中。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在发展红色旅游时也必须遵循。红色是与其他色彩相比而存在的,而它又必然会同其他色彩相映衬、相融合,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历史概莫能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和战争中的对立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不认真研究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不可能研究好中国共产党;不突出敌人的狡诈、阻险、凶残,也不能如实反映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过去,我们习惯将敌人表现得愚蠢软弱来映衬革命者的聪明强大,或者只宣传自己,而不把自己与对立方当作一个矛盾的共同体来反映,产生了许多片面性。如何在红色旅游中走近历史的真实,立体地研究和包装打造,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那些中小学教科书上都耳熟能详的红色故事、红色精神,再简单地复制到红色旅游产品中去,能让旅游者感兴趣吗?那些空泛、抽象的政治思想教育内容,再说教式地向旅游者灌输,他们能听得进去吗?红色旅游的受众或消费者感兴趣的是那些鲜为人知的红色事件广阔的背景、红色故事背后或故事中的故事、产生红色结果的经过与构成过程的细节、与红色相对立或相交织的黑色、产品提供了启示。遗憾的是我们的红色旅游规划以及《〈红色贵州游〉宣传方案》,固然是一片红色耀眼,却缺乏历史眼光与世界眼光,缺乏深广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这种单色调而非复合色中的红色未必能吸引旅游者的眼球。按照此种片面的政治模式所制造的红色旅游产品不可能充满历史感和时代特色,因而也不能让旅游者身心投入地去体验、去受到潜移默化。历史的震憾力源于它的真实性;红色旅游的感染力也源于它的真实性。红色旅游切不可成为新一轮的造神运动和对历史的片面肢解。它应该由政治层面向文化层面延伸,才可能打造综合型、复合性的旅游产品。

  例如,贵州最具特色的红色旅游是以长征文化为背景。长征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的作用,可能中学历史教科书都已经作了准确的概括,许多旅游者都能背诵。在红色旅游中,如果不将红军的对立面作充分展示,不能以具体演绎抽象,以艺术诠释学术,以现实展示历史,以历史告诉未来,以文化拉动经济,那红色旅游岂不成了革命历史教学或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不可能充分实现两个效益。而且,对于海外游客来说,不仅应让他们知道,长征不仅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与胜利,更是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亘古未有的壮举。只有这样,红色旅游才能走出国门,超越意识形态,吸引世界旅游者。

  再如,可以扩充贵州红色旅游内涵和历史文 化深度的资源很多,只需我们尊重历史,善加利用,都能为打造综合型、复合性的红色旅游产品服务。如民族英雄张学良从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前被蒋介石囚禁在贵州长达8年之久,在贵阳、息烽、开阳、桐梓留下许多史迹,而我们对他在黔的具体活动知之甚少,因而在黔灵山麒麟洞所展出的东西,与国内许多地方的大同小异,何以能吸引人呢?其实,在《张学良年谱》、《张学良文集》以及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世纪传奇》中都有记载,我们应对此加以利用。

  如果把红色旅游置于历史长河的视野中来考察,那它能整合的资源和吸纳的内容就十分丰富。譬如遵义的红色旅游,是贵州红色旅游中最大的亮点。但如果把海龙屯堡址和平播之役整合起来,把国民党中央系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又联合又斗争的史实结合起来,把抗日将领柏辉章和国民革命军一O二师的抗战业绩吸纳进来,在红色旅游之外,形成特色军事旅游系列产品,就可以使红色旅游的内涵得以延伸,对国内外的旅游者都会更有吸引力。把红色旅游与发展地方特色旅游结合,不仅不会削弱红色旅游的主题,反而会使之更具有持久性。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反抗外国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而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贡献、贵州籍将士抗战的业绩都未很好宣传。曾经作为黔籍将士浴血抗战事迹载体的“国民革命军一O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虽在1952年拓宽道路时被拆毁,但“纪念塔”作为地名仍沿用至今。从抗日战争爆发,至1943年,该师为国捐躯者达2万多人。如能恢复纪念塔,仅这2万多人的英名,便足以震撼人心,更何况塔上的铭文也堪作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教材。遗憾的是,我们《〈红色贵州游〉宣传方案》中,把中央所界定的“红色旅游”这一概念“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中的“主要”二字理解为“纯粹”或“完全”了,故而对非“主要”的都未纳入视野,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短视或者说是思想观念不解放的反映。如何拓展贵州红色旅游的视野,直接关系到能否打造综合型、复合性的旅游产品,能否实现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这一长远目标,应当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红色旅游是一项政治工程,也是一项文化工程,更应该是一项经济工程。三者的关系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对于贵州而言,以政治工程来启动,以文化工程作延伸,以经济工程为落脚点,最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才是现实与明智的选择。


 


  (原载《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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