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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大谢廷秋:贵州抗战遗址保护与开发

资讯详情

贵州师大谢廷秋:贵州抗战遗址保护与开发

分类:
社科研究
作者:
谢廷秋
来源:
2015/10/08 15:37
浏览量
【摘要】:
抗战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凝聚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挖掘这种民族精神,对激励贵州人民奋发图强改变家乡面貌意义深远
  抗战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凝聚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挖掘这种民族精神,对激励贵州人民奋发图强改变家乡面貌意义深远。同时贵州的后发优势在于绿色发展即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挖掘抗战文化遗产使其成为文化旅游的重要环节意义也非同小可,因而这些抗战遗址遗迹亟需保护并加以开发和利用。
  一、浙江大学抗战文化遗址的保护和开发
  抗战爆发后,东部地区大片土地相继沦陷,大批学校、文化机构、团体、文化人相继西迁。贵州地处西南,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北接四川和重庆。鉴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一部分高等院校将贵州作为西迁目的地,在贵阳、遵义、安顺等地继续办学。这些西迁贵州的高等院校虽然办学时间只有短短几年,却留下了一笔笔不可多得、不可再生的财富,为贵州社会、经济、教育及医疗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迁至贵州的高等院校的办学地点主要分布于遵义、安顺和贵阳等地:辽宁大连国立医学院迁至遵义,浙江大学迁至遵义湄潭,大夏大学迁至遵义赤水,陆军军医学院、陆军兽医学院迁至安顺,国立江西中正医学院迁往安顺镇宁县,湘雅医学院、之江大学工学院迁至贵阳,国立广西大学迁至榕江,国立交通大学迁至福泉,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迁至榕江(后迁至福泉)等。由于长期以来对抗战文化遗址的保护意识不强,西迁贵州办学的高等院校遗址大部分都已损毁殆尽,目前仅有浙江大学遗址还在,大部分也年久失修破损不堪,保护与开发责任重大。
  浙江大学在湄潭办学之际,湄潭整个县城犹如“大学城”。如今遗留下来的办学遗址主要有文庙(浙大办公室、图书馆、医务室旧址),万寿宫(浙大研究生院旧址),天主堂(浙大谈家桢等教授住处);李氏古宅(当时浙大学生李政道等住处),欧阳曙宅(浙大文艺活动旧址),永兴分校教授住处,西来庵(浙大湄江吟社、浙大师生郊游处),浙大农学院畜牧场实验楼旧址以及双修寺(浙大理学院物理系旧址)。其中,万寿宫破损严重,农学院畜牧场实验楼因地处偏僻也损毁较重,欧阳曙宅、李氏古宅及永兴分校教授住处与当地民居混杂不易保护和开发,只有文庙的保护开发较好,于1990年修复并成立“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以图片、文字、实物等展现了浙江大学“文军长征”的历史面貌。
  无论是对抗战遗址的保护还是修缮,民间团体或者个人的力量和行动都势单力薄,政府的介入极为重要。相关政府部门应制定保护抗战教育遗址的专门条例,并加强监督落实。要强化当地居民对抗战遗址的保护意识,力求在抗战遗址地形成保护遗址的公共社会意识。由于历史原因,西迁大学在贵州办学所用校舍多与当地居民比邻而居,这给有效保护抗战遗址带来一定困难。比如浙江大学办学遗址中的湄潭万寿宫、天主堂、李氏古宅、欧阳曙宅等等旧址与民居相混杂,甚至一部分已变成当地居民住所。因此,在抗战遗址保护中可将这些抗战遗产与周边民居进行分离,让抗战遗址获得相对独立的环境,以便进行保护及管理等工作。要设立专款以作保护之用,对破损的遗址进行修复,力求复原抗战遗址的本来面貌,并安排专人进行日常管理。另外,政府相关部门除大力保护好相对集中、地处交通便利处的遗址外,一些相对分散、地处偏远的遗址如湄潭西来庵等同样应加大保护力度,并做好日常管理工作,不应忽略这些分散的遗址,使得抗战遗产的整体性被破坏。
  在以“多彩贵州”生态牌向全国推荐贵州的过程中,我省逐渐构筑了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相交织的、独具特色的推广策略。这其中,抗战文化是一抹亮丽而不可或缺的颜色。其文化辐射可从两个向度展开:
  其一是将抗战文化与民族、地方文化相结合。文化机构西迁、高校西迁是贵州文化教育发展历史上的重要篇章,直接催生了贵州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其对贵州的影响是深远的。浙江大学等名校入黔后,对当地文化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浙大对遵义地区的经济、教育、农业等发展都产生了促进作用,它还在当地开展了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给闭塞的贵州县城和农村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力量。同时湄潭等当地政府和人民也对浙大予以大力支持,双方积极交汇融合,使西迁大学成为“地方”的一部分,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这段共融共生的历史,吸引了众多新老浙大校友和文化、科技名人回访,成为一段佳话。
  其二是将抗战文化与当下文化语境接轨,将传统精神与现代诉求相结合。随着历史的进步和观念的发展,人们已越来越能够公正、冷静地看待抗战时期发生在这一片热土上的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迹。如何从抗战时期的历史中提炼出对当下有巨大借鉴意义和教育意义的文化符码,是保护抗战文化过程中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如湄潭浙大的“东方剑桥”精神——代表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在贵州遵义湄潭的灵秀山水之间,与自然和谐相处,自强不息,在极为清苦的情况下昂扬进取,创造出无数值得赞叹的学术成果。其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与当时昆明西南联大的精神相比,也是不遑多让的。这种专注、忘我、奉献、不计得失的精神,对于当下浮躁的社会无疑具有强大的纠偏和反省作用。如何系统地、广泛而深刻地向世人宣扬这种精神,不仅是保护抗战文化的内容,更应该是弘扬健康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可从五个方面来对抗战文化资源加以保护:
  1.保护资源的原貌和完整。保护旅游文化资源一般要保护其原有的风貌和形象的完整,防止其原貌被破坏。对于相关遗址保护要坚持整体修复的原则,无论是开发或利用,都不能使其整体形象肢解破碎。对文物古迹的修缮利用,必须严格保护其形状,做到“修旧如故”。
  2.保护资源的环境和生态。旅游文化资源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存在的环境和生态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旅游文化资源由于忽略了对这方面因素的保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湄潭县城有着较好的环境和生态,四周青山环绕、湄江穿城而过。必须把湄潭的环境与生态作为保护旅游文化资源的重要内容加以保护。
  3.加大宣传力度。可在县城广泛组织宣传浙大校史和浙大精神,增加醒目路牌和路标,精心制作说明和宣传文字,使历史文化氛围渗透进附近街区,在居民中树立一种自觉珍惜、保护并引以为豪的精神。
  4.开发和宣传齐头并进。研究各遗址的地点和特色,从整体上制定新的游览路线,编发详细的旅游手册,将遗址游览有机并入茶文化和周边景点游览的总体规划中去。大力组织修缮、充实各遗址,对于部分景点可考虑完成纪念馆的转化工作,并补充相关说明资料,使各景点内容能够相互呼应,做到有景可观、有史可鉴、有情可托,有人可缅。
  5.将部分遗址开辟成附近中小学课外教育活动基地。将弘扬“浙大精神”作为加强本土意识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加以落实,并在基础教育系统中制定相关制度和考核机制,使“浙大精神”真正在本土落地生根,成为本土发展的名片和强大动力。
  二、独山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开发
  “北有卢沟桥,南有深河桥”。1937年全面抗战在卢沟桥拉开序幕,1944年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仗在贵州独山落幕,独山深河桥见证了日军侵华罪行。抗日战争给独山带来了深重灾难,留下了累累伤痕。这些累累的伤痕是日军侵华的罪证,也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遗产。独山抗战文化资源丰富,主要有深河桥抗日文化园、黑石关战役旧址、前进飞机场旧址。
  独山深河桥抗日文化园位于独山县城北9公里深河桥附近,始建立于2003年,于2005年8月底正式对外开放。文化园占地500亩,是60多年前中日抗战交锋、日军投降撤出之地。景区主要由入口广场、“卢沟晓月”(将卢沟桥、深河桥有机联系起来)、民族团结门(象征独山四个重要民族布依、苗、水、瑶奋起抗战)、贵州抗战陈列馆、黔南事变陈列馆、抗战烽火台、抗战纪念碑、(盟军炸断深河桥阻止日军进攻的)断桥遗址等组成。园区以主干路和次干路两条步行道贯通整个景区。沿主干路有广场、雕塑,园区展现了日本从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到1931年发动侵华战争的经过,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一幅16.2M2的巨幅油画更是反映了中国军民抗击日军的壮观战斗场面,展现了共产党在贵州领导的抗战活动以及贵州各族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积极支援抗战,以及“黔南事变”中贵州各民族不畏强暴反抗外侮的英勇事迹。展览馆还陈列着一幅反映贵州各族人民抗击日军的宏大场面的巨型雕塑,雕塑面积达30 M2,是目前贵州抗战题材中最大的雕塑作品。展览馆还陈列有日寇侵略贵州时留下的机枪、弹壳、钢盔,以及贵州各族人民抗战使用的鸟枪、火药枪、大刀、长矛等。
  黑石关战役旧址是中国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与日军激战的地点。1944年底,日军由广西攻入贵州境内,入侵黔南重镇独山,在黑石关遭到中国军民的重创。在由汤恩伯题名的《黔南之战》一书中对黑石关和黑石关战役有过这样的记述:“黑石关位于独山与南丹之间,由黑石关下经上司、下司、麻尾等地便是黔桂两省的交界处了,它与独山相距仅有数十里,白腊坡与甲捞河则适在黑石关与独山的中间……车河一战、南丹失守。孙(元良)将军幸得脱险到独山,适逢他的直属部队××师开到了黑石关。乃再离独山县城转到甲捞河畔指挥作战,侵攻黑石关的敌兵,包括若干伪军分成多股,实施渗透战术,向黑石关猛扑,我军在王铁麟师长的统率之下,英勇抵抗,寸土必争,桑振宇营长殉职了,许多长官带伤了,若干小坡岭仅有10余人鏖战,然而绝不后退一步,黑石关巍然屹立不动。”目前,黑石关战役旧址仅存一块镌写着“黑石关”三个字的大石头。
  独山深河桥阻断日军进犯西南腹地,是抗战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但由于宣传不够,独山深河桥长期籍籍无名,使得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不能很好地转化为旅游资源。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对独山抗战文化资源加以保护:
  1.独山抗战入史。独山抗战史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北有卢沟桥,南有深河桥”。卢沟桥见证了抗战的全面爆发,第29军是它的亲历者;深河桥见证了日军西侵的最后溃败,而它的亲历者也是第29军。一始一终,两桥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史。日军铁蹄在中国大陆正面战场在独山深河桥下被斩断,独山深河桥也成为日军侵华的“最后一战”、“最后一桥”。这段历史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是值得书写的。我们要加快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挖掘更多相关的独山抗战史实和实物,论证独山抗战历史的地位和贡献,举办独山抗战研讨会,扩大独山抗战史的影响。在贵州文化读本中首先将独山抗战史写入并大力宣传,争取将独山抗战史写入中国历史教科书。
  2.打造连片景区。独山拥有丰富的抗战文化旅游资源,目前仅开发了深河桥景区。如能将黑石关战役旧址开发出来,修建抗战纪念亭及群雕附属物,将抗战时期盟军飞机场即前进机场旧址部分恢复,修建纪念馆等,并将这些景点连成一片,将会形成独山抗战文化旅游品牌。
  三、晴隆抗战遗址“二十四道拐”的保护与开发
  “二十四道拐”位于贵州兴义晴隆县城西南1公里,古称“鸦关”。这里“雄、奇、险、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二十四道拐”最早由贵州省路政局修建,并于1936年9月通车。1943年,援华美军司令部1880工兵营对该路进行改造。此后成为名震世界的抗战“史迪威公路”标志性路段。“二十四道拐”路段直线距离约350米,垂直高度约250米,坡度约60度,全长4公里,有24道弯拐,以“S”型顺山形而建,蜿蜒盘旋至关口。从关下仰望,如巨龙欲腾升空,在关上俯瞰,似蛟龙逍游下山,其雄奇景致蔚为壮观,堪称公路建设史的杰出样板和中美两国建筑专家的杰作,也是当今世界上山区公路原貌保存最完整的公路之一。
  “二十四道拐”是滇黔公路的一个路段,抗战爆发后与滇缅公路和“史迪威公路”连接起来,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大动脉,为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里有中美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合作的历史记录,现保留有“美军墙”、“美军车站”等遗迹。“二十四道拐”2006年被国务院评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定名为“晴隆抗战公路遗址”,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对晴隆抗战文化资源加以保护:
  1.睛隆抗战入史。睛隆抗战史在中国抗战史上意义重大。二战期间,美国援华物资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以后必须经“二十四道拐”的滇黔线才能送达前线和重庆。二十四道拐成了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承担着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任务。1945年,第一批由美军驾驶的车队通过中印公路到达重庆,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中印公路接通的意义》的讲话,将滇黔公路重新命名为“史迪威公路”,睛隆二十四道拐由此而随史迪威公路载入史册。这一段历史在中国战史上是值得书写的。如这段历史能写入中国历史教科书,无疑将提高睛隆的影响力,对睛隆抗战遗址的开发利用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2.修复抗战遗址。修复遗留的人文景观如美军墙、涌泉寺、公鸡坟等,修建“二十四道拐”抗战遗产文化园,着力打造“中国·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抗战文化国际品牌,建成一个兼具人文自然景观的旅游胜地。
  3.借助电视连续剧《二十四道拐》大力宣传晴隆抗战文化旅游。2014年我省著名作家欧阳黔森的作品《二十四道拐》作为抗战胜利70周年献礼片拍摄完成,晴隆作为拍摄地已得到了很好的宣传。今年应利用30集电视剧《二十四道拐》在央视一套节目黄金时段的上映,加大对外宣传,开展旅游景区推介会,推进睛隆抗战文化旅游。
  四、镇远“和平村”反战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开发
  抗战期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人性的泯灭,中国人民依然保持善良天性和人道主义精神,对俘虏的日本军人采取友好优待的态度。国民党政府先后设立两个收容所,一个在西安(“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一日本俘虏收容所”),一个在贵州镇远(“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所长国民党军统特务邹任之将该收容所命名为“和平村”,寓意争取和平之意。镇远“和平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份厚重历史档案和重要遗迹,具有极强的历史文化意义。
  在镇远“和平村”,中国人民本着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战俘实行改造与感化,使他们越过死亡线而获得新生。在中国人民人道主义精神的不断教育和感化下,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受到触动,心灵也得到净化,进而与日本军国主义决裂,加入“反战同盟”,成为反法西斯战士。1939年,日本反战同盟总负责人、反战作家鹿地亘先生多次访问镇远后,在桂林《救亡日报》连载了长文《和平村——俘虏收容所访问记》。在鹿地亘文章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的大力宣传下,镇远“和平村”的名字出现在世界各地刊物上,开始为世人所知。1938至1944年期间,镇远“和平村”先后收容600多名日本战俘,其中加入反战革命同盟成员、走上反战之路的达150人左右,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日本投降后,和平村盟员们陆续以“长谷川敏三特殊部队”名义顺利归国,郭沫若题词“超过死线获得光辉的新生”赠以长谷,还特派康天顺陪送上海,目送长谷等乘轮东去。“和平村”反战革命同盟成员对“和平村”怀有深厚感情,视之为起死回生之地。1982年、1985年和1987年,这批盟员先后分3批重返镇远访问。他们感慨道:“镇远是我们再生之地,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
  “和平村”经过修复后,已恢复了当年原貌,并设置陈列室,陈列当年遗物和日本友人的赠品。2009年12月10日,“和平村”免费向公众开放。“和平村”在镇远的景点中具有着历史的延续性和独特性,“和平村”旅游景点开发对镇远经济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可从三个方面来对镇远抗战文化资源加以保护和开发:
  1.建立镇远“和平村”网站。目前为止,“和平村”的相关资料仅散见于一些文献和网站中,“和平村”的开发潜力与外界对“和平村”的认知盲点是相伴相生的。因此,亟待建立专门网站,如贵州抗战文化遗址“和平村”网,将抗战期间“和平村”的历史详尽地展示出来,引起外界对“和平村”的关注。
  2.加强影视宣传。“和平村”当年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而又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如反战同盟会员在收容所的学习生活,共产党人在“和平村”的活动等,都可以成为影视看点。《和平村》电视剧已创作并完成拍摄,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战俘收容所在镇远期间的历史片断,讲述中国军民在那段艰苦的岁月中,如何以博大的胸怀甚至鲜血和生命感化、改造日军战俘的故事。相对电视剧而言,电影的故事情节更紧张,节奏更快,视觉冲击力更强。因此,在拍电视剧的同时,也可以尝试以影片的方式向人们讲述那段尘封的历史,把“和平村”题材拍成极具影响力的电影。同时,应以纪录片的形式保存“和平村”这段历史记忆,组织对曾经在“和平村”生活过、目前依在世的老人进行采访和记录,这对“和平村”的开发尤为重要。
  3.整合“和平村”及其周边资源发展镇远旅游业。“和平村”的开发利用在镇远的旅游开发中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它是一处重要的抗战文化遗迹。镇远虽然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但其真正具有近现代历史意义的景点并不多,“和平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作为当年关押日本战俘的重要的历史见证和载体,它是目前中国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日本战俘收容所,其独特性在于其他地方无法复制和效仿。其二,“和平村”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早在抗战时期,世界各地报纸就曾报道过“和平村”。当时它因人性化的方式对待日本战俘而受到世界人民赞誉。“和平村”象征着与日本人民的友谊。二战结束后,曾经关押在“和平村”的战俘们多次重访“和平村”,“和平村”被他们称为“重生之地”、“第二故乡”,其存在和历史影响力具有世界级的意义。因此,“和平村”的开发和利用,对于整个镇远旅游业的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作者为贵州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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