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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及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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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及创新性发展

分类:
社科研究
作者:
来源:
2014/10/21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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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中华民族获得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品格、构成民族的文化记忆、以及连接民族历史与未来的桥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弥久,耻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群体人格和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  一、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发轫及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耻感文化底蕴丰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中华民族获得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品格、构成民族的文化记忆、以及连接民族历史与未来的桥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弥久,耻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群体人格和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
  一、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发轫及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耻感文化底蕴丰厚。耻感,作为人类共有的情绪体验,小至个人操守,大至家国荣辱,一直与人类现实生活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春秋时期,先秦儒家文化中的“耻感”精神尤为突出。孔子重耻,将“耻”视为人的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内在要素,人的言语、表情以及待人接物的种种行为都要“有耻”。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1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2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3 。不过,在有些场合,人对自己的行为不应该当作“耻”,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2。在孔子看来,“知耻”是君子和小人的一个重要区分标准,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4 ,“行己有耻” 5。“小人”则言行不一、说得到做不到、卑鄙可耻。同时,孔子除了将“耻感”与人格修养相联系之外,还把“耻”上升到“齐家治国”的高度。孔子的学生问他如何治理国家时,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在孔子看来,单纯的刑罚并不能使老百姓“知耻”、“明耻”,只有用“德”和“礼”来教导老百姓,才能使其具有羞耻感,使其行为符合社会规范,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此外,“耻感”也直接关乎封建士大夫和国家的荣誉。原宪问耻,孔子曰:“邦有道,穀,恥也;邦无道,穀,恥也。”4。穀乃古代的官禄。不论邦国是否有道,只要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者不用隐身独善而贪禄,均属可耻。继孔子之后,孟子将“耻感”看作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义之端”,从人性的角度阐述了“耻”的重要性。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7。在这里,“羞耻之心”是“义之端”,即人之为人的根本原则、做人的道德底线。在孟子看来,“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8,“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8。在“耻”的辨别标准上,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将仁、义作为判断“耻”的标准,正如其曰:“仁则荣,不仁则辱” 9。此外,在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上,孟子将孔子重耻的思想上升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这种“大丈夫”精神是对当时仕宦阶层的一种人格要求和向往。在孔孟的耻感思想的基础上,荀子将耻感思想发展为“荣辱观”。在荀子看来,“避辱求荣” 是人之自然性情,“知荣辱”是人修身养性之根本。荀子曰:“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 10也就是说,君子和小人在“材”、“性”、“知”、“能”上没有什么不同,其本质区别是君子“好荣恶辱”,而小人则“好利恶害”,真可谓“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为君子则常安荣矣,为小人则常危辱矣” 11。那么,什么是“荣”和“辱”的评价标准呢?荀子认为“荣辱之大分”在于“义”。荀子曰:“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10。在“荣辱”这一范畴上,荀子还把它细分为“义荣”、“势荣”和“义辱”、“势辱”,并将这四者进行了解释。荀子曰:“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而不可以有义荣。”12在荀子看来,荣辱各有两个方面,有的以道义为荣,有的以权势为荣,有的以道义为辱,有的以权势为辱。作为君子应该以道义为荣,他可以以权势为辱,但不可以道义为辱;作为小人仅仅以权势为荣,他并不以道义为荣。因此,“义荣”、“义辱”是个人进行自我荣辱评价的德性基础。
  秦汉时期,汉代大儒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耻感”思想,将“耻”融进了“三纲五常”之中。所谓 “三纲” 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董仲舒认为,“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忠不孝”,二是“不仁不义”,三是“谋利计功”。在董仲舒看来,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必须要做到“忠”和“孝”,不忠不孝是大逆不道。在处理人与他人的关系中,要以“仁义”为先,不仁不义者不可交也,正如其曰:“仁者,恻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妒嫉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 13;在义利关系上,“谋利计功”是“可耻小人”,君子应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4。南北宋时期,众多学者突出强调“耻”在“为人”中的重要性。周敦颐在《通书·幸第八》提及“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认为人生之“大不幸”就是知过不改、知耻不愿受教。程颢、程颐将“荣”、“耻”直接与 “公”、“私”对应,“廓然大公”是“荣”,“损人利己”是“耻”;所谓“廓然而大公”就是一切要顺应自然,大公无私,以天地之常为公,不加毫厘的私意,因此“做人”必须要“克己”、而不能“尽私”。在朱熹那里,“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固所系甚大。”15 也就是说,“耻”是人之为人之根本,是“人与禽兽”区别开来的标志。
到了明末清初,外族入侵、民风日下、国之将衰,清代学者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在顾炎武看来,“耻”不仅关系到个人节操,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兴亡和民族之兴衰。他在《日知录·廉耻》中曰:“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 16龚自珍认为,“耻”不仅是个人之德,而且是国家之德。正如他所说:“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上下皆无耻,则何以为国?” 17因此,国家要振兴,民族要富强,必须“以教之耻为先”。近代维新变法运动的思想领袖康有为提出了“四耻之说”:“一耻无志。志于富贵,不志于仁义,可耻也。二耻揗俗。揗于风气,不能卓立,可耻也。三耻鄙吝。……凡鄙吝者,天性必薄,为富不仁,可耻也,宜拔其根。四耻懦弱。曾子以懦弱为庸人,见义不为,可耻也。”18在康有为看来,法治对老百姓来说当然重要,但耻感教育乃是教化民众之根本,故养民知耻是治教之大端也。
  二、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爱国主义荣耻观
  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在封建社会中对于巩固王权、维持社会秩序起到了重大作用。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民族矛盾的激化,传统耻感文化在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也出现了创造性转换,发展成为爱国主义荣耻观。这种爱国主义荣耻观在历史发展不同的阶段也经历一系列的演变: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思潮高涨、爱国情感高亢,出现了“四荣四耻”的革命主义荣耻观;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民生亟待改善,出现了“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集体主义荣耻观;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世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感愈加凸显,爱国主义荣耻观再度得以弘扬。爱国主义荣耻观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轨迹,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日臻完善。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爱国主义作为耻感文化的对立面,是中华民族前赴后继、不断克服内忧外患、追求独立富强的心理基础。这种爱国主义为唤起中国人民斗志,英雄抵御外辱,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就本质来说,这一时期爱国主义荣耻观是一种革命主义荣耻观,主要内容是“四荣四耻”:“以革命为荣、以背叛革命为耻,以勇于牺牲为荣、以贪生怕死为耻,以大公无私为荣、以自私自利为耻,以密切联系群众为荣、以脱离人民为耻”。在这种荣耻观的引导下,涌现出了刘胡兰、黄继光、白求恩、董存瑞等英雄人物,我国人民最终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和全民族的解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得以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帝国主义被彻底打垮、剥削阶级不复存在,社会矛盾由原有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爱国主义荣耻观内涵随之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以为人民服务荣、以损害人民利益为耻,以克己奉公为荣、以自私自利为耻”的集体主义荣耻观。这种荣耻观主张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反对剥削、反对压迫、反对个人主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9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同志强调:“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20这些论述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以“集体主义”为原则,阐明了什么样的行为应受到褒奖和赞许,什么样的行为是最可鄙、最可耻的。在这种荣耻观指引下,涌现出了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等先进典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凝聚力量、团结人民的重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引领下,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开拓进取、求实创新,以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为核心的爱国主义荣耻观再度得以彰显。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21在这种爱国主义荣耻观的引导下,举国上下“以改革开放为荣、以保守封闭为耻,以思想解放为荣、以思想僵化为耻,以勤劳致富为荣、以懒惰贫穷为耻”,涌现出洪战辉、翟志刚、方永刚、朱光亚等一批敢于开拓创新、艰苦创业的模范人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不过,进入二十一世纪,改革开放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人的经济观念、金钱意识也发生了“异化”,理想、道德、信念、信仰颓废、淡化了。有些人开始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产生了怀疑、彷徨、甚至动摇。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认识到,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 22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要把人做好”23。在十五届六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还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23在这种荣耻观的感召下,全国人民“以讲理想、讲道德、讲廉耻为荣,以金钱至上、享乐至上、权力至上为耻”,社会风气大为好转,诚实守信、勤俭自强、勇于奉献的传统美德得到弘扬。
  从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向爱国主义荣耻观的创造性转换以及爱国主义荣耻观的自身演进规律可以看出:其一,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作为一个人的社会心理层面上的意识,随着时代的变化,耻感文化由“个人之德”上升为“国家之德”,并且“耻”与“荣”是紧密相关的,即对什么感到“耻”,那么就会有对什么感到“荣”,“荣”往往是在“耻”基础上的更高追求。其二,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来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道德观念的更新,“耻”的内容及标准也在不断变化,不同时期乃至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的“耻”的具体内容和评介标准是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比如,封建社会大力提倡贞洁观,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否则就是大耻;封建社会大力提倡孝道观,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否则就是大耻。在今天看来,封建社会中对“耻”的一些评价标准显然不符合现代社会人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因此,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是时代的要求和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荣辱观
  世纪之交,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的崛起,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价值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时代趋势。面对国际范围各种思想文化影响,我国的文化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出现了价值多元化、道德多元化和文化大众化。这些变化伴随着市场经济而引发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的思想,使得部分人的是非、善恶、美丑、荣辱观念也发生了颠倒,例如,有些人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否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排斥“雷锋精神”,出现了道德危机或道德滑坡现象;有些人抛弃科学精神,转而求神拜佛,出现信仰危机;有些人骄奢淫逸、生活腐化,出现精神颓废和生活粗俗化。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如耻感文化)被模糊或消解,社会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受到了严重冲击。因此,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出发,围绕广大人民群众当前普遍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如荣辱颠倒、是否混淆、美丑错位,扬弃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以“荣”和“辱”的规范为基本形式和实践指向,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荣耻观,形成新时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辨证的发展过程。它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耻感文化,又发扬了我们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爱国主义荣耻观,概括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新经验,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风尚。从整体来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它涵盖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关系,覆盖到各个利益群体,涉及人生态度、公共行为、社会风尚等方面,既有先进性导向,又有价值性追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善恶、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创新性发展。具体来说:
  其一,在理论基础上的超越及创新。中国传统耻感文化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无论是孔孟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没有科学地揭示“善恶”、“荣辱”等道德观念的产生根源,也不可能对其作用规律作出符合实际的阐释。相比而言,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观念归根到底是以一定的社会利益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因此,“善恶”、“荣辱”道德观念植根于人们现实生活实践,其具体的内涵及作用是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中国传统耻感文化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意识和小农经济思想浓厚,尽管其中不泛有爱国主义和民本思想等精髓内容,但是所讲的“爱国”是爱“封建帝制”的王权而不是爱“社会主义”;民本思想和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有着本质性区别,它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封建君主的统治,而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更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充其量也只是“策略性的人民性思想”而已。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涵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内容,囊括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汲取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精华,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
  其二,在价值导向上的超越与创新。传统耻感文化重点是突出“知耻”,尽管孟子第一个将“荣”和“耻”两个范畴结合起来,在荀子那里形成了“荣辱观”,但侧重点还是在“耻”,这种耻感文化主要是围绕如何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来设计的,“知耻”对象主要针对封建社会的君主和士大夫以上的达官显贵,其价值导向倡导和培育君主、士大夫的知耻、明耻的健康心理,为维护封建等级特权、稳定社会秩序服务的。而社会主义荣辱观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耻感文化进行重新解读、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发扬其中的精华,既倡导“知荣”又倡导“明耻”,并且以规范为基本形式,对“荣”和“耻”两者的具体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这种荣辱观“知耻”对象是社会全体公民,它从人本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做人的起码原则、基本底线,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的社会存在及其个人需要,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导向和正确的行为指针。
  其三,在具体内容上的丰富与发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融入了革命传统道德,又发扬了当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就其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言,一方面它剔除了封建主义条件下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历史糟粕,另一方面也继承了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贵义”、“尚仁”、“中和”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渗透着“以俭为荣”、“以学为尚”、“以国为重”的儒家优秀传统思想。同时,社会主义荣辱观也继承了革命传统道德,“八荣八耻”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革命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弘扬,是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是一脉相承的。比如,“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是对“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的继承;“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是对集体主义原则的道德观念的彰显;“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则是对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的弘扬。此外,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发展了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譬如,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前四条,概括了对于国家、人民、科学、劳动的正确价值观,是对“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涵括;后四条,概括了团结、诚信、守法、俭朴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是对公民道德建设“二十字”规范的归纳总结。总的来说,社会主义荣辱观突破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把荣辱观仅仅作为道德范畴的局限,从社会主义价值观总体要求的高度,丰富拓展了荣辱观的内涵和外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及鲜活的时代要求。
    其四,在评介机制及实现路径上的继承及发展。众所周知,道德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耻感的养成除了注重道德的外在约束力、建立科学的社会评介机制之外,还需要重视道德主体的自律。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强调对邪佞、徇私、奢侈、专恣、贪污、耽溺、妒贤、辱命、狎呢、残酷等“无耻”的贬斥和否定的个体以及社会自我评价。这种自我评价是一种“为己之学”,这种“为己之学”更加注重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和内心修养,力图通过人的自我的内在约束,形成耻感意识和体验,进而形成以“荣耻”为核心的耻感文化;同时,中国传统耻感文化注重对道德情感的培育,古人云:“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 ,“知耻”情感可以激发个人潜在的自尊和自强,从而加强道德修养和完善道德人格。社会主义荣辱观遵循道德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过去一般倡导和正面激励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道德现状及实践,将正面鼓励的“荣”和负面鞭挞的“耻”相对照,通过采取肯定与否定、褒扬与贬抑对比的形式阐述了八对矛盾关系,通过正反两方面典型的教育感化,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更有效地引导人们遵循高尚的道德行为,唾弃那些低俗的不道德行为,从而加强表现力,进一步推动全体公民荣耻感的形成。
  总之,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内容丰厚、旨意宏远,其中包含着许多值得借鉴的思想精华。对人类社会来说,辨是非、知善恶、识美丑,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中国传统耻感文化涉及如何对待义与利、公与私、美与丑、善与恶、苦与乐、生与死等各种矛盾关系,在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对我国公民人格的培育和礼义之邦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历史发展的今天,这种耻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已经演化成社会主义荣辱观,也必将惠及子孙后代,它对培养人们优秀的道德品质,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都具有很大的启导意义。


(作者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备注:
1.论语·里仁[A].
2.论语·公治长[A].
3.论语·学而[A].
4.论语·宪问[A].
5.论语·子路[A].
6.论语·为政[A].
7.孟子·告子上[A].
8.孟子·尽心上[A].
9.孟子·公孙丑上[A].
10.荀子·荣辱[A].
11.荀子·儒效[A].
12.荀子·正论[A].
13.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A].
14.班固.汉书·董仲舒传[A].
1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尽心上[A].
16.顾炎武.日知录·廉耻[A].
17.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明良论二:卷六[A].
18.康有为.长兴学记[A].
1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2.
2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04.
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
22.江泽民.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138.
23.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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